指甲刮黑板的聲音為什么這么討厭？這條曲線或許能給你答案

你能想到的最無法忍受的聲音是什么？對于蘇珊·羅杰斯（Susan Rogers）來說，是她的手機鈴聲。

手機鈴聲會立刻將她帶回當她還是錄音師和音響工程師的日子。那段時間，她在已故的著名音樂家普林斯·尼爾森（Prince Nelson）的錄音室里工作，半夜里突然響起的電話會把她從睡夢中驚醒，然后她就得趕去錄音室里繼續工作。那些不得不去錄音的不眠之夜造就了幾首大熱的流行歌曲，例如《紫雨》（Purple Rain）和《一天內環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但這些并沒有絲毫改善她對鈴聲的厭惡�！斑@就是習得的厭惡，”羅杰斯說，“我變得越來越討厭手機的鈴聲！”

除了多次獲得過格萊美的提名，羅杰斯還獲得了心理學的博士學位，現在在波士頓的伯克里音樂學院教學。她主要研究聽覺記憶和心理聲學，這是一門研究人對聲音的心理感知的學科，尤其是那些讓我們煩躁而心生厭惡的聲音。

兩大決定因素

羅杰斯說，為了了解我們會厭惡哪些聲音，我們首先要知道，有兩種因素決定了我們是如何感知聲音的。

第一是我們有點奇怪的耳蝸構造，它決定了我們對1~5 kHz之間的聲音頻率極其敏感（這個頻率范圍包含了人類可發出的所有的聲音），并使我們能夠辨別輔音和元音，這對于我們的演化和生存至關重要。

決定我們如何感知聲音的第二種因素是從后天習得的，而不是刻在基因里的。隨著我們長大，社會環境也影響著我們對特定聲音的主觀感受。因此，使人從睡眠中驚醒的電話鈴聲變得無法忍受也就不奇怪了。這一點可以通過心理應激理論（psychological stress theory）來解釋，這個理論假定了我們會對那些無法控制或預測的聲音做出“戰斗或逃跑”的強烈反應，例如很吵的咀嚼聲或連續發出的汽車報警器的聲音。

在疫情隔離期間，許多人都被困在了家里。此時，心理應激理論或許能解釋人們在這種狀況下的許多心理活動。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疫情期間，人們抱怨室內噪音的頻率是以往的兩倍以上，例如鄰居說話的聲音或室友看電視的聲音都有可能讓人感到異常煩躁。

對于來自于我們自己身體的聲音，這兩種決定聲音感知的因素會更顯著地相互作用。羅杰斯說：“那些我們的身體發出的‘社死’聲音，讓我們感到非常糟糕，自動就產生了厭惡的感受�！畤I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干嘔、惡心想要嘔吐，隨即嘔吐，我們能清晰明了地辨別這些聲音，但它們在社交場景下卻會讓人感到不好意思。每一次發出失態的聲音，都會觸發位于大腦前部負責自我意識和共情力的腦島皮層（insula cortex），并立刻激發紡錘體神經元（spindle neurons），這些神經元對于決定能否適應社會生活起著關鍵的作用。

等響曲線

但是，我們對于手指劃過黑板的尖銳聲會有什么反應呢？或是嬰兒大哭的聲音？或是嘎吱的剎車聲？研究指向了等響曲線（equal-loudness contour），這個重要的概念揭示了聲音是非線性的，它影響了音樂聲學和麥克風的設計，也解釋了人類耳朵的生物敏感性。

根據等響曲線，人類對于不同聲音的感知能力不同。想象一下低音吉他發出的低沉聲音，這種頻率很低的聲音只有在分貝（音量）很高時，才能被我們聽見；而高頻聲音在分貝很低時就能被聽見。聲音頻率為200 Hz、12分貝的貝斯獨奏所帶來的聽感，幾乎接近于1000 Hz、3分貝的自行車鈴聲。

等響曲線（圖片來源：Oarih/CC BY-SA 3.0/Wikimedia Commons）

讓人越來越難以忍受的這些噪音，可以用等響曲線在2~5 kHz的陡然下降來解釋。例如，一聲尖叫或4 kHz的樂器聲，可能音量只有-2分貝。這就是為什么12分貝的指甲劃過黑板的聲音聽起來比同樣音量的打雷聲還要響。

人類并不是唯一與聲音具有這種微妙關系的物種�？茖W家也研究了其他社會性哺乳動物，例如鯨和海豚，它們在各自的聲音頻率范圍內相互交流，而且它們的神經活動會在接收到某些噪音時增加。對于這些生物來說，噪音帶來的可能不僅僅是些許煩躁了。

人造探魚儀和石油鉆井設備發出的聲波會擾亂鯨和海豚用于交流的聲音頻率。來自于斯克里普斯鯨聲學實驗室（Scripps Whale Acoustics Laboratory）的研究助理凱特琳·弗雷澤（Kaitlin Frasier）說，這些噪音經常會打擾它們的社交活動，造成特定水域中有其他種群誤入。對于這些哺乳動物來說，人類活動的噪音造成的影響有時不僅僅是令動物有點“煩”，甚至可能會威脅生命。